濒死体验的意义（二十八）
前文提要
不同的「临终景象」与不同的形成原因
「临终景象」依其产生的「主因」与「助缘」之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下列几种：
1. 「四大分离」 — 「主因」：由内在的「意识」及「潜意识」(包含一切记忆)，与「助缘」：外在环境的「四大分离」配合而形成的「临终景象」
(请参看「濒死体验的意义」（八）及「濒死体验的意义」（二十）一文)
2. 「脑内啡肽」 — 「主因」：由内在的「意识」及「潜意识」，与「助缘」：外在环境的「脑内啡肽」配合而形成的「临终景象」
3. 「业力」 — 「主因」：由内在的「意识」及「潜意识」，与「助缘」：外在环境的「业力」配合而形成的「临终景象」– 分两种：
1.) 好的 – 因
a.善报(请参看「濒死体验的意义」（二十一）一文)、
b.自身修行之力而形成。(請參看「瀕死體驗的意義」（二十二）一文)
2.) 坏的 – 因難
a.恶报、
b.冤亲债主索偿之力而形成。
跟据调查记录，大部份临终者见到的景象都涉及
1. 保护者或仇家：
好的 — 见到已逝去的亲人或友人、不知名的保护者、神或佛来迎接
坏的 – 被一群恶形恶相的人或兽围困、与一群面目迷茫的众生为伍或同行
2. 陌生的地方：
好的 — 见到亭台楼阁、花田、河川、光芒的地带、乡镇或城市
坏的 – 见到荒野、森林、黑暗、地洞、地狱
3. 凌乱而无法清晰记忆的事物
究竟佛教，如何评论这些现象呢？佛教说人死后会在七七四十九日内正式投生，为什么临终者还会见到已死去多年的亲友来迎接呢？这些已死去多年的亲友为什么还未投生呢？他们的显现，究竟是临终者的幻觉？抑或是真的呢？还有其他原因吗？那些陌生的地方，是否就是将要投生的地方呢？有什么情况，会令临终者的正常投生受到更差的拖累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亡者避开苦难，提升投生的地方呢？
临终者的真正所需
「濒死体验的意义」(二十七）一文，论述临终者的真正所需，在于对「死后世界」的运作知识要了解、对各种即将出现而又各有不同的「临终景象」要清楚及作好心理准备、对自身的情绪起伏要绝对掌握、对周边的「助缘」要预备妥当，当然最好能够预早接受训练，胸有成竹地迎战全新的多变转型期了。
要具备上述的种种条件，在当今的社会资源上，一般的普罗大众是办不到的，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亦是现今文明社会的最大缺失。这种缺失的存在，是因为社会教育的不完整，对「全面的生死学、濒死体验、因果论、轮回学说、意识转换、能量变迁、精神心学」等领域的探讨既忽视，甚至将之排斥于科学探讨的门外，不肯纳入正统的研究学科之内，引至人类的精神进化停滞不前，可说是人类最短视及无知的地方，是一种极大的缺憾。
世人一般认为轮回转世是一种民间传说，因而对之产生轻视。虽然有一小撮的学者穷其毕生之精力加以研究，例如于2007年去世的著名轮回研究学者史提芬逊教授，但仍未能正式进入正统的科学研究范畴。对史提芬逊教授以至人类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不同范畴的学者，开始将媒体上有关一些小孩宣称有前生记忆的报导，纳入严肃的科学殿堂里作为研究课题。冰岛大学的喀噜臣教授就是其中一位表表者。喀噜臣教授是一位心理学家，他的研究方法，是采访「宣称有前生记忆的儿童及与该儿童有直接接触的第一手证人，尤其是曾与该儿童同住的近亲」。
采访是独立进行的，以免证人间相互影响供词。而对于重要的证人，在相隔数月后，会再重覆查询，以核证所提供资料的一致性。而采访时则用开放式而非诱导性的问题作为采访的原则。当采集材料后，即根据该等小孩所提供的前生人物有关资料，四出寻访以作核证。
如未能找到近似该等小孩所每描述的人物，该案例则定义为“未解决”。如能找到近似所描述特征的人物，便会采访其眷属，朋友等，并作文字记录。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需查证小孩的家人与怀疑是其前生人物的亲友是否有联系，因而互换相关的资料，以验证小孩所提供的资料是否受到“污染”。从该等小孩的供词中，选择一些特殊的事项，通常多达十项到四十项不等，并将怀疑是其前生人物的亲友的访谈记录，一一罗列对比以证实其真确。
喀噜臣教授早年便开始与研究轮回的著名学者–美国维珍尼亚大学的史提芬逊教授合作，作广泛地区的轮回个案研究，地域包括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黎巴嫩、土耳其、巴西、北美印第安土著及非洲尼日利亚等多个地区，个案包括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
喀噜臣教授负责在斯里兰卡的个案，这是一个个案多发的地区，在每三至四年，都能搜罗约20宗新案例。 (喀噜臣教授亦有在斯里兰卡和其他地区作轮回个案的独立研究)。
在个案的分析中，发现其中最大的共通点是小孩在三岁前后，开始诉说前生的往事，而到入学时约五至七岁便停止。另一共同特征是前生人物的死因多是死于暴力或意外。除了从个案小孩的供词作核证外，他们的行为表现，亦甚异于同龄的其他小童。
例如：个案小孩对某些事物有无以名状的恐惧或爱好，以至其父母亦不明所以，但从其对应的前生人物，可以找到相似的情况。一些个案小孩还可以清楚认出其相应前生人物的眷属朋友或曾用过的物件。
一些个案小孩的身上什至存有「胎记」，可与其相应的前生人物在死亡时所造成的创伤位置相对应。在斯里兰卡有三个声称前生是僧人的个案，小孩们不喜欢和其他儿童玩耍吵闹，表现出一如僧人的威仪：每天早晚以巴利文诵经 (巴利文为古代印度语) 、向佛像供花、到寺院时向佛像和佛塔顶礼，他们并不喜被异性（包括亲母）触摸，这是「上座部」佛教僧人的「戒律」。
在研究时，会将个案中特殊的事项罗列对比，但并非每项都会互相符合。从分析出来的资料中，读者们可从该等小童的供词和表现与其相应的前生人物资料作比较，自行判断「轮回转世」是一种民间传说，抑或是事实存在的现象。但从学者们客观的研究所显示，似乎已超越了巧合，或从相应亡者处取得资料后的人为造作所能解释。
生死教育的提出与发展
这些由学者们穷毕生精力研究出来的成果，已经很明确地突显出「轮回转世」的存在。再加上「濒死体验」的大量个案例证及研究成果，已足以证实释迦牟尼佛所言非虚，人死后并非「人死如灯灭」，而是继续「 轮回」，以不同的生命形态存在。问题就出在「会以何种生命形态存在呢？」人在命终时，若果处理得宜，有充足的准备，可以得到较佳的「善终」及更好的「投生新生命形态」吗？这就是「生死教育」于近代逐渐受到关注的原因。
中国传统上对死亡多是避讳不谈的，认为谈论死亡是不吉利的。对死亡、临终和哀恸的教育几乎没有，以致于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将以成人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时，对死亡的认识、对如何安慰临终的亲属、对如何面对哀恸等人生中重要的问题，还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一旦遇上，经常出现心理创伤、不知所措等现象。 9‧21台湾大地震、5‧12汶川大地震、以致最近的4‧14玉树大地震，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生命的脆弱。如何帮助现代人「直观与经验」生与死的问题，成为我们必须直接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1. 生死教育的提出
「生死教育」源自「生死学」。 1993年傅伟勋教授在其著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中，提倡以中国的「生死智慧」来融会西方的「死亡学」，从而形成「 从死向生」的「死亡学」学科。
广义的「生死教育」即「从死向生」的教育。例如台湾学者张淑美所述，是「通过探讨死亡的本质以及各种临终、哀恸之现象，促使我们深切反思自己与他人、社会自然以及宇宙的关系，从而能够省察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的教育」。
而狭义的「生死教育」，等同于西方的「死亡教育」。而一般在内地及香港，多采用狭义的「生死教育」，这正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禁忌，使「生死教育」成为禁区。另外，一般来说，国外都称之为「死亡教育」，而两岸三地，包括中国内地、台湾及香港则称为「生死教育」。
2. 生死教育与生命教育
近年来，社会对「生命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对「生死教育」的研究却很少见。从二者的关系来看: 第一，「生命教育」与「生死教育」是相互交叉的。有学者认为，广义的「生命教育」包括「人际关系、伦理、生死学、宗
教、殡葬礼仪」等，因此「生命教育」包含「生死教育」。而一些「生死学」专家反驳，「生死教育」包括「从生到死」的教育，因此「生死教育」包含「生命教育」。名相之争没有多大意义，但由此可见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二，「生死教育」与「生命教育」是相互依赖的。 「生死教育」的开始有赖于「生命教育」的支持。同时，「生命教育」的深入有赖于「 生死教育」的开始，因为不谈论「死亡」的「生命教育」总是肤浅的。台湾学者林素霞等也把「生命教育」分为「伦理与生死」两个取向，而中国内地现有的「生命教育」只偏重于「伦理学」取向的「生命教育」。由此看来，「生死教育」实在是推动「生命教育」的深入与平衡发展的重要伙伴。
3. 生死教育的发展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死亡学」研究的发展，美国大学学院开始逐渐提倡「死亡教育」。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菲费尔1959年出版的《死亡的意义》与「死亡学」专家库布勒‧罗斯（Kubler Ross）在1969 年出版的《死亡与临终》都是「死亡教育」中的经典教材。至1974 年，全美已有41 家医学院开设有关「死亡教育」的正式训练课程。 21世纪的今天更不用说了，经过「死亡教育」专家们的努力，「死亡教育」已在美国各大学学院完全落实。相对来说，医学院的医生或护士选修这门课程的比较多，但是也有来自宗教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社会学系、教育学院等各个院系的学生。
台湾20世纪90年代在傅伟勋教授对「生死学」研究的推动下，成立了「南华生死研究所」，并翻译了许多「生死教育」的相关著作。比较而言，中国内地及香港则较为落后。中国内地出现了「生死学」方面的专著，例如郑晓江教授的《善死与善终――中国人的生死观》(1999)、《寻求人生的真谛――生死问题的探索》(2002)等。而香港中文大学早于数年前开办「死亡与不朽」的通识课程，岭南大学亦推出类似课程。另外，中国内地及香港也有对临终关怀等方面的研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教育」课程，无论是对医学院学生，还是对普通大学生，以致一般现代人，都还是非常陌生的。
如何应付「生关死劫」
虽然「生死教育」已开始崭露头角，在正式的大学中稍作出现，但距离全面的「生死教育」，无论在教授的内涵上、层面上、意义上，都仍然距离甚远。在协助人类面对死亡的恐惧及创伤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在协助「投生新生命形态、应付死后危险」等问题上，就一点边儿都沾不上。有人认为这是宗教的问题，其实是人类能否提升精神领域的实际大问题。一切宗教都只是尝试协助解决这个大问题而已。因此宗教的某些见解及解决方法，可以在撇除尊崇教主、迷信色彩浓厚的内容后，加入「生死教育」的教材之内，以协助人类面对「生关死劫」等危机，甚至可以提升投生的精神领域。
临终之时，真的是如此重要及关键吗？人死已矣，黄土火灰一把，值得动用这么多资源去协助吗？比在生挨饿受冻的众生更需要协助吗？如果你不相信学者们的研究，也该相信终生克勤克俭、至死不休的释迦牟尼佛所言。
跟据「唐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利益存亡品」第七，[0783c28]：【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众罪。命终之后。眷属小大为造福利。一切圣事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健自修分分已获。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游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司辩论业果。审定之后据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是命终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力救拔。过是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 】
意思是说：【无论男或女，在生之时若果不种善因、多做善事，反而多做众罪业，死亡之后，其亲眷为他/她所做之功德，一切效益中，亡者只可承受其中的七分之一。其余七分之六为亲自做此功德之人承受。因此现在在生之男或女善信，为了未来，闻此教示后应好好修习善因，才可以承受全部每分的功德。当无常的死亡忽然而至之时，究竟是福业先生起还是罪业先生起，难以知道。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内，亡者会茫茫然如白痴、如聋子般不知所措，又或停留在审察生前功过的境界上。在审判结果定下后，依据业力而投生。在尚未知道结果时会因恐惧而千愁万苦，更何况获知真的要下堕投生诸恶道呢？因此人在死后而尚未投生时，在七七( 四十九)日之内，都会念念祈求诸子女眷属亲友为他/她做些功德协助，若果超过这些日期就会随业力受报投生。若果真的有恶业，动不动就要经历千百年受苦而无解脱之日。 】(「业力」即「引力」，「业力」网络：由于以往多生多世「善或恶」的行为，形成自己内心及受影响的其他人之「心力」互相纠缠，成为互相影响的「引力」网络，称为「业力」网络。请参看由「敦珠佛学会」出版的「业力不可思议」。)
《经文》很清楚地解释了，身处危难及关键期的众生，就如同等待法官判刑的囚犯一样，心情七上八落，彷徨恐惧，念念不忘祈求亲友协助。若果无人协助，一旦有罪，动不动都要经历千百年之苦。无论以「后果之严重、心境之恐惧感、求助心之殷切、七七(四十九)日之期限紧迫」而言，都是最急切的境况，因此极之值得动用这么多资源去协助。凡人之所以认为不值得，因为他们只顾眼前所见，而忽略「学者、圣者」的研究与忠告。是「夏虫难以向之语冰」的典型情况。
要应付「生关死劫」，就要有远大的眼光及胸襟。有了远大的眼光及胸襟，在社会上的有关协助才可以获得成立，并且得以全面地、深层地发展及扩展，而且是高速的发展。祈愿未来的「善终医院」得以建立，肩负起协助临终者的重责――令临终者对「死后世界」的运作知识很了解、对各种即将出现而又各有不同的「临终景象」很清楚及作好了心理准备、对自身的情绪起伏绝对掌握，而周边的「助缘」亦预备妥当，甚至能够预早接受训练，胸有成竹地迎战全新的多变转型期了。 …………(待续)